焦守云：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里给大家讲一讲我的父亲焦裕禄的故事。
总书记对我们家的家风非常的重视，他前年到兰考的时候，领导安排由我来向总书记汇报我们家的情况，当我跟总书记汇报，我请总书记放心，我们一定会把焦家的家风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时候，总书记不断地在点头，重复了两遍“家风”、“家风”。家风问题确实很重要，总书记在一些干部会议上，特别是在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会议上，他经常讲到焦家的家风。像我们焦家发生在一些关于家风方面的小故事，总书记都能娓娓道来。
2009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到了兰考，他当时说他是去还愿的，他还说了一句，他说我今天真高兴，好象是来走亲戚一样的。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了解我们姊妹六个的情况，但是他对不上号，因为第一次见嘛，所以他一个一个的给我们对号入座，这时候他就问了，他说，你们谁看白戏了，我哥哥站起来说，总书记，是我。他又问，你们谁卖酱油呀？我姐姐说是我。当然，谈到我的时候，他说，守云，我知道你，你上过天安门，你见过毛主席，那时候你还扎个小歪辫。说到我弟弟焦跃进的时候，他又说，我看见过你的消息，你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卖大蒜。确实，我们真的很感动。总书记一直在关注着我们。
像刚才主持人念到的《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这是总书记1990年的时候写的，总书记说，自从他上初中的时候，听他们的政治老师给他们念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忘记过这个名字。
说起我的父亲焦裕禄，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他是1964年5月14日去世的，我们的长篇通讯是1966年2月7日发表的，也就是说，在父亲去世将近2年的时候，我们的长篇通讯发表了，大家对他的了解可能一提起这个名字，马上会联想到焦裕禄、县委书记、兰考除三害。在兰考是我父亲最后的日子，也是他工作经历中比较短的一段时间。父亲的一生都非常的精彩，我想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他的简历，以方便我们更好地了解他。
我的父亲是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崮山镇的一个四面环山的叫北崮山的小山村里，他的祖上，就是他的爷爷那一辈，不算穷，他的爷爷开了一个油坊，在当地也算小有名气。但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他的油坊被砸了，他的生意被毁了，这个家庭就开始败落。
我的爷爷，也就是我父亲的父亲，因为交不起租子，上吊自杀了。所以，我的奶奶在很年轻的时候，三十多岁的时候，就领着我的大伯和我的父亲艰难度日。我大伯上学的时候家境还好一些，所以上了四年私塾，在农村算是一个文化人。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送了一个花圈，上面写了四个字，很多人都在研究这是什么意思。他这四个字是这样写的“鸟恋失翼”，意思是他们弟兄两个，就像一只鸟的两只翅膀，现在这只翅膀折了，以后再也飞不起来了，说明他还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我父亲是上学的时候因为差了几岁，所以家境就不太好了，他只读了一个小学毕业。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孔孟之乡，讲究教育，还是中国的孝文化之乡，城市标志雕塑是孝妇，城里头还有一条孝妇河，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很讲究孝道。我们离蒲松龄的家乡也就是二十公里路，基本上算是一个地方的人。
父亲的书读不下去了，就开始了逃荒、要饭、做长工、做短工、做挖煤工，甚至还在海上帮人家打鱼，也就是说什么苦都受过，什么罪都吃过，是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他是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1947年随军南下，所以他是一个南下干部。南下，到了我们河南的尉氏县，在这里参加剿匪反霸的斗争，参加土改运动，还又回去山东参加了淮海战役，他没有当过正规军，可一直属于地方武装，参加过解放博山的战斗，参加过淮海战役等等。他在打仗上也是有一套的，他当时也是威震四方的一个人物。父亲在战争年代的这一段已经被改编为电视剧，包括他小时候那一段时间，现在也正在做一部动漫《少年焦裕禄》，为我们少年儿童提供一个学习、了解他的机会。
他在尉氏时间不长，也是在尉氏认识了我的母亲徐俊雅，他们俩个结成伴侣，相亲相爱的渡过15年的时间，共同养育了6个孩子，三男三女，现在最小的在1913年的时候，因为有病去世了，还剩下我们5个，老五焦跃进，一听就是1958年，所以还在工作岗位上，是开封市的政协主席。我们前面四个也都已经年过六十，全部也已经退休了，原来也是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我也是一个64岁的人了，所以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是12岁，对于父亲的音容笑貌都记忆非常的清楚。1993年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农业支援工业，我的父亲就被派到原洛阳矿山机器厂，现在叫中信重工，派到这个厂去工作，从搞基建的时候就在这个厂，可以说是元老一级的。这个厂是我们共和国的重工业的长子企业，他的第一任厂长都是我们都熟悉的纪登奎先生，我们的前中组部部长吕锋同志也曾经在这个厂工作过，我们总书记的父亲习仲勋同志也曾经在这个厂工作过，要不总书记到我们家，他说他去走亲戚，他们俩过并没有什么交集点，属于一前一后，可是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却是像邻居那样的距离。总书记这样说，让我们感到非常的亲切，也非常的感动。我父亲在这个厂工作时间是九年时间，也可以说是占他整个工作时间18年的一半时间，其实他都是在搞工业。在这个厂，他完成了一个从小学生到哈工大大学生的深造过程，学习完了以后，又到大连起重机场实习车间主任，他三十出头的样子，就被作为车间主任来培养。实习完了以后又回到洛矿，在那里担任一金工车间的车间主任，我们的习仲勋同志曾经担任过二金工车间的车间主任，可是他们没有见过面。
我父亲回去以后，根据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的知识，带领他的车间科技攻关人员和工人师父们生产制造出了我国第一台2.5米的卷扬机，这个是第一台，就是他在工业战线上工作的这九年时间作出的最大的贡献，这部卷扬机是1956年制造的，2007年还在使用，质量很好，后来被洛矿花了一个大价钱把它买回去搁到厂区，作为对员工的教育，这是他作出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也填补了一个空白。他的这一段也被改编为微电影叫《焦裕禄在洛矿》，在好莱坞得了2个奖，在国内得了4个奖，这是鲜为人知的一段。
我父亲在这里担任过车间主任调度科长，这个调度科长就相当于管生产的副厂长，他的表现突出，他的级别从原来的15级调到了14级，而且他是厂里最年轻的厂党委委员。我们总书记对父亲的这一段作了一个总结，他说，“一个人的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焦裕禄在落矿工作的九年，是焦裕禄精神形成的重要时期，焦裕禄精神孕育形成在落矿，弘扬光大在兰考”。1962年的春天，我父亲又响应当时工业支援农业的号召，被分配到了他搞土改的尉氏县任县委第二书记，因为他的级别和他的工资，都不比第一书记低，大家开玩笑喊他“1.5书记”，他“1.5书记”当了仅仅半年，兰考需要县委书记，在当时的领导谈了几个干部，他们都以种种借口不去的情况下，张申书记当时想到了我的父亲，他们是一起南下的干部，也在一起搭过班子，他就想，如果我叫焦裕禄去，他一定会去的。果不其然，在跟我父亲谈话的时候，我父亲作了简短的考虑，就临危受命了。因为那个时候兰考是已经到了历史上最穷最苦最难的时候，30多万人有20多万人靠逃荒要饭过日子，我父亲最后的工作时间也是最短的一段时间，475天在兰考，最后把自己的生命也献到了兰考。
今天我应西城区教委的要求，在这里讲家风，我很愿意通过家风这个主题来让大家了解我的父亲，甚至了解我们这个家庭，来了解那个时候的领导干部，一个好的家庭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家风。一个个好的家庭组合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社会。而且一个好的家风会让我们的孩子终身受益。
说起焦门家风，去年人民日报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评论员的文章，叫《伟哉！焦家家风》，可是我觉得在当时60年代那个情况下，因为我们年龄还都比较小，我们说不清什么叫家风，只知道父亲那事不能依着我们，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父亲是我们家的一个中心，也是我们家的一个支柱，也是我们孩子们的一个大朋友，他经常说，他说我喜欢孩子，他说我家6个孩子，我都不嫌多。喜欢归喜欢，可是他不溺爱我们。那时候我们脑子里头，我们没有打着父亲的旗号去干点什么事的，没有这个概念。像我的姐姐曾经跟我说，他说守云你知道吗？咱爸是这个县里最大的官，这个最大的官到底是个什么官，我们还能沾他什么光，这个脑子里是不清楚的，因为基本上没有这种情况。可是，孩子多了，时间长了，他总会发生一些这样那样的事。父亲的家风也是很好的，最近东方卫视和安徽卫视都在播我们前几年做的一个电视剧，王洛勇演的焦裕禄，我作为电视剧的总策划，在当时我是给总书记汇报过这个电视剧的，总书记作了具体的批示，所以这个电视剧在十八大的时候已经演过一轮了，那时候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歌是我写的，虽然我水平不高，可是我看了一些其他写的主题歌，特别的好，高大上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它好是好，但是说的好象不是我父亲。因为我父亲也就是一个最小的官，他整天其实和农民差不多，面朝着黄土，做的也是自己应该做的一些工作，他并没有喊着口号来做事情。比如说，电视剧主题歌里，把中国的一些元素都用上了，长江呀，黄河呀，泰山呀，蓝天呀，大地、白云，又是什么党呀党，把一些高大上的东西给它堆积在一起，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父亲是很接地气的人，过50年我们再来学他，我们本来就不好找这个切入点，你再搞得云里雾里，看不见摸不着，就更没有办法了，更不知道从哪下手来学它。于是我对我父亲的理解，写了现在的主题歌，叫《喊了一声娘》，刚才大家看的这上面也有，我讲了一点。我觉得我父亲这个人，他出生的那个地方，我刚才说了，孔孟之乡，中国的大孝文化之乡，他其实受这影响都很大。比如说，他一直把一些美好的事物或者他认为很好的人，他都称为“娘”。我在这里就写到，“小时候喊了一声娘，山也绿了水也响，脚下的路呀，步步要走稳，有娘我就胆气壮”。这是娘，在他小时候扶他走路的情景。“出门时我喊了一声娘，娘抻平我的旧衣裳，娘呀、娘呀，你的话记心上”。
这就牵涉到一个家风的问题了。因为我了解，我跟我奶奶长大，所以我了解我的奶奶，他的两个儿子，不管什么时候，出门的时候，进门的时候，都拿一个小笤帚，山东的小笤帚，她会把衣服扫扫赶紧，把衣服抻抻平，娘就跟他说了，我们穷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出去要挺起胸来走路，我们身上有补丁，这也没什么错，我们要干干净净的出门。所以，她就老给自己的儿子扫扫灰尘，同时在这个时候教育他，我们人穷志不穷，我们要挺起胸来走路，这个长大后喊了一声娘，天也阔了地也广，人生的路步步留脚印，有娘我就挺脊梁。这个娘就有点党的意思，党救他出苦海，他走向社会，天也大了，地也大了，但是要对我们留下的每一个脚印负责。我不怕，有党教育我，有人民群众支持我，我就能挺起脊梁来走路。回家时我喊了一声娘，娘抚平我的旧衣裳，娘呀娘呀，你的嘱咐永不忘。他这个回家是回到老百姓家里，老百姓看他，会问他，老焦，你怎么瘦了，你怎么脸色不好看，是不是生病了，在这种温暖的氛围中他想起自己的娘，娘从小就跟他说，这又是一个家风的问题，娘跟他说，天下一颗星，照着地上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好人，对照着你那颗星就亮。如果你不是好人，不做好事，你那个星就发暗，如果你是一个坏人，一点好事都不干，天上没有你这个星，地上不承认你是一个人，他经常告诉我父亲，你是一个男孩，你就要有担当。所以在歌词的尾部，反复的吟唱，“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丁，好男孩就要有担当”，最后，“娘呀娘呀，我的亲娘”，这是由我的儿子，他从中国音乐学院歌剧系毕业，由他来演唱的，可以算得上声情并茂，最后还是用了这首歌。
这首歌里头，唱出了我父亲小时候，我奶奶是怎么教育他的。像做一个有担当的人，做一个地上最好的人，这个我觉得对父亲的一生影响都很大。父亲是我们家的支柱，也是我们家快乐的源泉。平时只要他在家，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快乐。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孩子的人，他回去了以后，背上趴的、胳膊上胯的还腿上坐的都是孩子，他领着我们唱歌，完了以后，给我们讲故事，这是我们那个时候最高兴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依旧是感觉到那么的满足。可是，因为父亲去世得早，我们家最小的弟弟，老五、老六，他们对我父亲一点印象都没有。我觉得对一个家庭来讲，对于我们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讲，这也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损失。
说起我们家的家风，过去不太知道，现在想起来，无非也就有三条，第一条，父亲要求我们一定要热爱劳动，不能不劳而获，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所以，他一有一点功夫就领着我们去劳动，参加小秋收，参加拾麦穗，那时候我们小，拾麦穗的活动，把收到的这些东西全部让它颗粒归仓，那时候生活艰难，父亲会领着我们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而且在吃不上肉的年代，到处都是草，就领着我们养了一群小兔子，一个给生活也增添了乐趣，再一个，让我们从中体会劳动是怎么一回事，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那就是说，从小要艰苦朴素，不能跟别人比吃比穿，要比就比学习比进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姊妹几个，衣服都是大的穿了小的穿，小的穿了再小的穿，一直到它不能穿。我上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接见我的时候，我穿的是一件我姐姐穿小了的衣服，而且袖子这个地方补丁摞补丁，那时候也没有觉得什么，偶尔也跟父亲闹一下，特别是我姐姐大了，她知道爱美了，像她的衣服有时候小了，有时候补一些补丁，她回去就跟我父亲说，同学们都笑我，你爸爸还是县委书记呢，你看你穿的这个样子。我父亲这个时候就说，他说我们不能跟别人比吃比穿，要比就比学习，看谁学习好。父亲平时对我们要求很严，你像我们用的笔记本，那要再换的话，一定要让他看的，非得正面、反面都写了，再也没有地方写了，他给你换一本，我们用的铅笔，一直用到这么小的铅笔头，拿手捏不住了，我父亲做一个铁皮的小圆筒，套在铅笔上，就这样一直把它用到最后，实在是不能用了。
第三条，最关键的是第三条，那就是领导干部的家属孩子不能搞特殊化。这一条，我们真的是体会很深。他对我母亲要求很严，我母亲，平时就跟他说，不能收受任何东西，不能占一点便宜。我刚才说我那时候都有记忆了，我们家的中午饭永远是一锅普普通通的面条，就个红薯或者就个窝窝头，在那个时候已经不错了，因为农村很多人靠要饭过日子，我们毕竟在城里头，这是有供应的。有一天我父亲在外面回来，我母亲就不知道从哪给他端来一碗大米饭，又给他拌点红糖，红彤彤的、亮晶晶的大米饭，真的很诱人。我们姊妹六个人都小，大眼小眼齐刷刷的盯着碗，那时候别说吃，连见都很少见。因为兰考那个地方也不种大米，那时候是配了70%的粗粮，哪来的大米呀。我父亲有一个原则，他经常跟别人说，他说家里的老人呀，你不能让他受委屈，因为他们老了，家里的孩子，也不能受委屈，因为他们正在成长，他就边走，给我们的小孩里一人拨上一筷子拌了红糖的米饭，他呢，这时候就所剩无几了，这时候他就跟我母亲说，你这个从哪里来的。我母亲就说，县委办公室考虑你身体不好，照顾你的。我父亲站那就不走了，非常认真的说，这不老不少、不病不灾的照顾什么，他说要说照顾，我们不是最需要照顾的，他说这个以后咱们不能吃了，你给那两个研究泡桐树的南方大学生给送去。我母亲太了解我父亲了，比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公家的东西，那是一分也不能占的。他们两个在尉氏工作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就住在生产队的储藏室里，这个储藏室放了一千多斤干枣，想着你要吃一个半个，可能也看不出来。但是，他们两个谁也没有动过一个，那时候我母亲还正在怀孕，他的一个闺蜜去我们家，一看我母亲在熬稀饭，就抓了一把枣，洗一洗就搁到锅里了。我父亲一回家就闻到枣香味，说今天加餐了。我母亲赶紧说，不是我，说这是谁谁谁放进去的。她说，考虑到怀孕了，加强一点营养。我父亲楞着趴到锅上，一手拿着筷子，一手拿着勺子，把里头的枣一个一个的数了数，告诉我母亲，这是多少个枣，你明天把它补上。就因为我母亲到食堂去提了一壶开水，他就把我的母亲说了一顿。他说呀，人家大老远把水拉回来，你去提了用，这个开水，你提了用，你可是方便了。你知道嘛，你是县委书记的老婆，你不能带头破坏了办公的秩序。他还说我母亲是剥削人家的劳动。完了以后，因为那时候没有自来水管，我母亲说你不要说得那么严重，我以后不提就行了。因为这一壶水，他做了一个决定，所有住在县委大院的家属全部搬出去。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办公的地方，我父亲特别擅长这个，一件小事，他会作出一个决定，作出一个都对大家有利的或者是说不能搞特殊化的这么一个决定。他就告诉我们，你是县委书记老婆，不能带头搞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比较可笑的事情，现在也觉得可笑。我父亲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那时候他的级别可以看参考消息，我母亲这个级别达不到，但是我母亲文化水平、家庭条件都比我父亲好。后来我父亲还主动向她学俄语，她看我父亲看完了参考，她就想看一看，我父亲发现了以后就不愿意了，说你不能偷看我的参考消息，他说你不到那一级，这是规矩。你说我母亲要看了，在家里发生的事，那又能怎么样呢。但是我父亲这个人就是这样，规矩就是规矩，大规矩是规矩，小规矩也是规矩。他看完把它锁在抽屉里，他不让我母亲看。后来，我母亲也能看了，就跟我父亲说，她说你也不要锁了，也不要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了，她说我也可以看参考了。
总书记经常爱用看白戏这个小故事来教育大家，说焦裕禄的儿子看了白戏，就两毛钱，完了以后，成就了一个领导干部十不准，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我哥哥比我大一岁多，他们吃完晚饭，就在大礼堂门口挤来挤去，里面在演戏，他们就想进去看。后来因为没有钱，所以买不了票，也进不去。这个检票阿姨就注意到他这一帮孩子了，就问他们，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想进去看戏。进去看戏，买票。没有钱。没钱，靠边，就说不要在这里挡着别人的路。他看我哥哥个子高，我哥哥在上初中的时候就长到1.8米，就问他，你这个孩子是哪的？我哥哥就说是县委的，一听县委的，你爸爸是谁？我爸爸是焦书记。他这一说，这个检票员就说赶快进去，坐在前三排。这前三排就是给领导、领导干部的家属和孩子留的，不用买票，前三排的票都不卖，用我们现在时髦的话来讲，到那儿一刷脸就进去了，他认识你，你就可以进去了，而且他们还选出一个叫前三排、老三排的排长来维持前三排的秩序，这个排长是一个县委领导，我哥哥坐在那里稀里糊涂的看了一场戏，他也未必能看懂，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被我父亲逮了个正着，因为那时候孩子都早早睡了，他那么晚回来，问你干吗去了，我看戏了。谁给你的钱买的票？我没买票。你没买票，那时候真的我们兜里连两毛钱都没有。我们最高兴的就是给父亲去买盒烟，那时候黄金叶烟二毛五一盒，如果他没有零钱，我们可以落下五分钱，这五分钱，现在的孩子可能看都不看，那时候是宝贝，可以买冰棍，买糖、铅笔、橡皮，都可以，我们非常的高兴。可是超不过这五分钱。我哥哥就说，那我没买票，你没买票怎么进去了。我哥哥就说了一遍，我父亲立马声音高八度，好呀，你拿我县委书记当票使了。他说你知道我这个县委书记干什么的吗？他说，我是为人民服务的，我都没有这个资格看白戏。其实我哥哥也未必知道什么叫为人民服务，那个时候的孩子没有现在的孩子那么聪明。他又开始了，拿训我母亲的话来训我哥哥，他说你知道这叫什么行为，你叫剥削。我母亲不愿意了，就走过来说，你问问他，他知道什么叫剥削。你说我剥削，我知道，我不剥削了。你问他，他知道什么叫剥削吗？我父亲说，他不知道，我跟他说，那些叔叔、阿姨们在台上又蹦又跳、又唱又演，你不买票去看戏，你就是剥削人家的劳动，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岂不是乱了套，更严重的是你竟敢打着我的旗号去看白戏，你这么小，你就这样，你长大了以后还了得。
我哥哥胆小，很快就认错了。第二天我父亲领着他，到了大礼堂，补上2毛钱的戏票，叫我哥哥给检票员做检查。我父亲同时也说，我的孩子没管好，以后这样的事，在我这儿不会发生了。你那前三排的票都卖出去，谁看戏，谁掏钱，就说我焦裕禄说了，谁也没有资格看白戏。在日后不久的县委扩大会议上，我父亲亲自起草了领导干部十不准，这个领导干部十不准，我们总书记去了两次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到那个地方去参观，他就站在领导干部十不准对面，他在那里久久伫立，还轻声的在那里念，不准这个不准那个，这里有不准贪污浪费，红白喜事不准大操大办，还有谁看戏谁掏钱不准看白戏，确实是对当时一些领导的不良作风起到了一个规范的作用。我父亲也检讨自己没有管理好自己的孩子，让他看了白戏，说以后不会发生了。
我父亲作为一个县委书记手中有权，像给别人安排一个工作，或者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得好一点，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他自觉的把权力关到笼子里，他的侄子千里迢迢的从山东到兰考去找他，叔叔，你给我安排一个工作吧，我初中毕业了。我父亲就跟他说，他说我有这个能力，但是我没有这个权力。我们招工也好，我们安排人也好，他说那都是有计划、有政策的。他说我作为一个县委书记，如果我带头破坏了这个规矩，我怎么要求别人呢？这又是我父亲的一个特点，他要求别人做到的，他一定要先做到。不管在任何事情上。比如说，给别人布置工作，他不单布置工作，还教给你工作方法，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比如在兰考除三害的时候，他就告诉这些干部们，他有一句名言叫干部不领水牛掉井。就是说当领导的一定要走到群众前面，领着群众走一条能走下去能走出来的路，他对共产党员的要求是，共产党员要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一定要亲手掂一掂兰考三害的分量。所以，父亲这个人真的是对自己要求还是非常的严格。
他跟我堂哥说，他说你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在农村来讲，那是一个秀才呀，他说你在农村，你好好学习，一定会大有作为，他给我堂哥一只钢笔，说你回去吧，好好学习。我堂哥当然不高兴了，你看你这亲叔叔，一点人情都不讲，他说我出了门想把你钢笔搅了，不高兴了。后来他一想，钢笔在农村还算个物件，我还是把它带回去吧。就这样，在农村当了一辈子的农民。
我母亲的侄子找到他，我母亲的大哥，一辈子就这一个孩子，还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们家缺粮食了，因为他们是农民，他们家吃不完的给我们背去一点。我们家孩子多，我大舅母缝补浆洗都是她，确实给我们家出了很多力。但是找到我父亲的时候，我父亲也是就这样把他打发走了，给他说清楚。我母亲因为这个事情好长时间不搭理我父亲，不搭理就不搭理吧，规矩是不能破坏的。你不给别的孩子安排工作，自家的孩子呢？一样。安排可以，我姐姐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我母亲就跟我父亲说，小梅毕业了，你给他安排一个工作吧，我说在你底下当一个打字员，跟着你也放心。我父亲说了，那不行，刚出校门就进机关门，她缺了一堂劳动课，这是不可以的。县里面的商业局、教育局、卫生局都会往我家里送招工表，跟我母亲说，你们一填就可以到我们那个地方去报道了。他们都知道我父亲的脾气，那是绝对不会瞒着我父亲去报道。有一天我父亲下乡回来了，我姐姐就趴在我父亲背上，拿着招工表，说爸爸，你给我参谋参谋，你看我到哪儿好。我父亲看了一遍，说你到哪都不好，为什么呀？你就是不想参加劳动嘛，你出了学校门就进机关门，你不想劳动。我母亲说，这么大的姑娘，总不能让她在家里闲着，总得找个事干干。我父亲说，我为她想好了，她有三件事可以做，第一，她可以留在县委大院，打扫个卫生，打扫个厕所，都可以，意思就是不能当打字员呗，那时候的厕所是旱厕，那不就是掏大粪嘛。我母亲一听，亏得你想得出来，你让你的姑娘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掏大粪，不行。不行的话，当理发员吧，学理发，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姐姐有一个好闺蜜是理发员，没事就到我们家里去，我父亲一看，人家学个理发不挺好的嘛。可是我母亲有点封建意识，那时候理发不就是剃头嘛，我母亲说一个姑娘家家的整天给人家剃头，她说不行不行。后来我父亲就说了，那当工人吧。一听当工人还可以，到哪个地方去当工人呢。我们县有一个食品加工厂，就干两件事，腌咸菜、造酱油，腌好造好就卖去，就这两件事，没有办法了，好歹是个工人，就去当个工人吧。报道那一天，我父亲领着我姐姐去了，到那给厂长交代，我把女儿送到你这儿是让她来参加劳动的，你一定把她放到车间去，不能叫她坐办公室，刚开始切萝卜、切白菜、切辣椒，那艰巨的劳动，我姐姐受不了。更受不了的还得舍得脸皮，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酱油、卖咸菜，碰到同学、朋友，还有好多人都知道这焦书记家的闺女，头都抬不起来。有一天我父亲跟我姐姐说了，小梅，今天爸爸事不多，带你去卖酱油吧。我姐姐一听很高兴，今天爸爸跟着我，看你们还敢谁笑话我。就这样，她就跟我父亲一起去了，我父亲边挑担子，边喊着，卖酱油呀，卖咸菜呀。他说我教给你怎么挑担子不磨肩，怎么吆喝把酱油咸菜赶紧卖出去，他说你知道嘛，爸爸小时候卖过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他爷爷曾经开过一个油坊，我父亲从小就会挑着油走街串巷出去卖。我姐姐刚开始很高兴，到后来一想，我什么都不是，我还爱面子，我爸爸还是一个县委书记，他就没有面子了？她说，爸爸你回去吧，我以后再也不闹了，因为在这以前，她哭呀，闹呀，绝食呀，罢工呀，凡是能想到的小伎俩都使出了。我父亲就说了，别人能干，为什么你不能干，就因为你是县委书记的姑娘吗。我姐姐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很多年，她这一段工作经历，对她以后有着很大的影响。我姐姐大我们几岁，她就比我们显得更能吃苦，对生活的态度就更乐观，好像更容易满足。我觉得她这一段历练，对她这一生帮助都很大。
说实话，我姐姐现在生活过得也不怎么样，因为什么呢？她家孩子多，病人多，又没有工作，过去还有待业的，他的老大爷因为生病去世了。可是她总是能乐观的对待生活。有些人就跟她说，你家天天来这么多领导，你的孩子没事干，你跟领导一说不就行了吗？我姐姐就说了，居家过日子，每家都会遇到困难，我有这个爹我们去说，人家没这个爹，人家就不过了。所以，一直是自己的困难自己克服。我们现在孩子都长大，都工作了，我们还能帮帮她。因为我们姊妹们，我们就有一个不成文的协议，那就是说，我们要耐得住寂寞，甚至要耐得住贫穷，我们要守护好父亲这面旗帜，如果你没有本事给这面旗帜增光，你也不能给这面旗帜抹黑。父亲是一个公众人物，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做不好，影响了父亲的形象，我们不单对不起我们的父母，有时候我们也说了，这就是对父母的不孝，而且我们也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大家都知道，我父亲在兰考一共475天，特别是他到兰考的时候，他就有营养不良型肝炎，到了兰考以后，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治疗和营养，很快转为肝癌。在父亲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也是与疾病做了坚决的斗争。像大家都熟悉的，他拿着梳子，一头顶着藤椅，他就坚持着工作。为什么呢？他不知道他有病吗？他比谁都清楚，可是他总觉得，兰考除三害我是总指挥，我在除三害到了白热化程度以后，我不能走，不能走，这有病怎么办，给他开了几副中药。说焦书记，你吃了好了，咱们就接着吃。等着，这三副中药吃完又去找他的时候，他顺便问了一句，这药多少钱一副，这同志就说30块钱一副，他眼也瞪大了，嘴也张大了，他说30块钱一副的药你都敢让我吃，他说你知道30块钱对兰考人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农村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这个药再好我也不吃了，兰考这么穷，我咽不下去。可是当他知道一个农家的孩子有病的时候，他就说，赶快用我的车把他送到县人民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孩子救活。这个孩子救活了，他跟着我们喊了这么多年的爸爸妈妈，他经常跟人说，他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一项工作，那就是我要给我的焦裕禄爸爸守坟，他说我现在守得动就守，我守不动了，让我的儿子们、孙子们用车推着我，我每天也都要过来跟我的焦裕禄爸爸说说话，说我要感恩，就一个非常好的孩子。
在我父亲病重的时候，我父亲也与疾病做了坚决的斗争，除了他用刷子顶着藤椅顶着肝，藤椅上顶出一个大窟窿，总书记说，我看你这个窟窿，我都想流泪。真是我父亲这一辈子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个真实的见证。像他带病坚持工作，到最后没有办法了才到医院去看病，他昏迷到乡下了，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肝癌。在我们协和医院检查得更清楚，肝癌后期脾下扩散，他身体就这么个样子，从来不多吃多占，什么营养品，什么照顾他的，从来都不要。一诊断，就已经扩散了。诊断清楚的时候，我父亲的肚子里头已经长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大的像鸡蛋一样大，小的像黄豆那么大。带着一肚子的瘤子还在兰考大地上奔跑，就为了让当时的兰考人吃饱肚子，特别是在最后，与疾病做斗争的时候，刚开始，他疼得，我母亲说抱着肚子从床这头滚到那头，滚来滚去，筋疲力尽的时候，跪在床上睡一会儿。就那样，当他发现别人都躲着他，也不告诉他，问我什么病，别人也不跟他说的时候，他就不打止疼针了，为什么呢？他觉得止疼针贵。他说止疼针只能止疼不能治病，这个药这么贵，还这么少，能省一针就省一针吧。他自己还说，我创造了一个疼痛转移医疗法，怎么转移呢？为了省下止疼针，他用烟头烧他胳膊上的皮肤，烧完了以后，把袖子拉下来，不让别人看见。最后这里烧满了，不敏感了，他又烧肝外面的皮肤。我母亲说呀，我父亲到临终的时候，他身上烧的那些都没有愈合，本来也就是一个重病人，愈合能力差，你想他在这个时候，宁可承受最大的痛苦，他都不想再占这个便宜。后来父亲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以后，他那时候躺在床上也不能动了，他看着外面的天下雨了，他担心兰考会不会淹，当别人告诉他，我们挖的那些河、沟都起作用，不会淹，他才稍稍安心一点。兰考的农民去了告诉他，焦书记，我们改造过的盐碱地上的麦穗长得可好了。父亲就说，你们再来人，能不能把麦穗拿来一把让我看看呀，他没有看到兰考盐碱地上的麦穗就走了。
去了领导干部，他就不再问自己的病了，他就说，他说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搞好访贫问苦的工作，千万不能饿坏了人呀，这是他的一个原则，只要我焦裕禄在兰考一天，我就不能让兰考饿死人。在他去的时候，刚过三年自然灾害，兰考的干部连病带饿死了27个，那群众，咱没有详细的统计，咱就不好说。更重要的是，父亲这个人一辈子都守规矩，活着规矩，死也死得规规矩矩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当省委组织部和地委组织部在临终两个领导去看他的时候，他一把抓住领导的手，他急切的问，请组织告诉我，我究竟得什么病，这时候不跟他说也不行呀，说裕禄同志，组织上为了治你的病，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父亲这个时候点点头，他说我明白了，他说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关心。后来他又说，他说我现在心里很难过，为什么难过呀，他说不是因为他在世上，一诊断清楚，医生说得明明白白，他的生命最多还有20天时间，他不是觉得在世上时间不长了他难过，他还是觉得组织把我派到兰考，我临危授命，那是要决心在兰考拼上老命大干一场，现在我就这个样子了。他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我也没有达到兰考人对我的要求，他说我心里很难过。后来组织上就说了，他说，裕禄同志，你在兰考干得很好，组织上对你的工作很满意。我父亲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平级调动到兰考这个最不好的地方，而且是在最穷最苦最难的时候去的，他去的时候并不是当县委书记的，就说你干得好就是县委书记，你干不好就另作安排。父亲在临终前半年的时候，才转为兰考县县委书记，所以他到兰考，他没有一点附加条件，更重要的是，他去身体不好，他也没有说。我后来就碰到派我父亲去兰考的张申老人家，今年98岁了，身体还非常好。他看见我以后，摸着我的脸，说宝宝，你是你爸爸的好宝宝。我说张伯伯，我也是你的好宝宝。他说我这一辈子做了一件好事，做了一件坏事。我做了一件好事，是我把你爸爸调到兰考，我为党培养了一个好干部。他说我做了一件坏事，他说我真的不知道他有病，他也没跟我说，他要跟我说，我绝对不会让他去兰考，如果我不让他去兰考的话，他可能会多活几年，也许会像我这样活到现在。老人家说到这里，老泪纵横，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所以，我父亲他也是觉得我到兰考才一年多，我就这个样子了，以后也没有机会了。
当领导征求他的意见，就说后事怎么办？我父亲很简单的说了四个字，他说后事从简。后来问他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他想了想，他说，我对组织上没有别的要求，他说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我死了以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我也要看着兰考人把沙丘治好。这就是我们总书记《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这首词里写到的，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戏，我父亲去世以后没有被运回兰考，也没有埋在兰考的沙丘上，因为他去世刚开始是没有名气的，大家也不知道他，后来1966年就有人从长篇通讯上知道我父亲有这个要求的时候，父亲的遗体，他的棺木从郑州市烈士陵园取出来，又套了大一号的，有一辆专列给运回兰考了，埋葬我父亲那一天，兰考县人民群众扶老携幼，倾城出动，大家互相转告着，焦书记回来了，老焦回来了，都想再看看他们心中的好书记最后一眼，送他最后一程。大家几乎都在哭，特别是在给墓穴里头培土的时候，有一个人喊了一声，我们不要铁锨，我们不要惊动焦书记，他太累了，让他好好休息吧。大家自觉地排成长队，用手捧着土，一把土一把土的安葬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父亲感情特别好，我母亲生我，连一块小手绢都没有让他洗过，非常支持他的工作。我父亲在临终的时候，他把我母亲叫到跟前，他跟我母亲说，说俊雅呀，我们结婚这十多年来，你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我给你的一些承诺也不能实现了，这时我走了以后你会很难的。我们上面有两个老人，你要好好的孝敬他们，给他们养老送终。他说我们还有六个孩子，再苦再难你都要把这六个孩子给养活大，把他们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他说有一点你要记住，不管你的日子过得多么的苦，组织上会有适当的安排，也就是说，我们这没有工作的孩子，一个人一个月就九块钱的抚恤金。我父亲在的时候，他一个月是130多块钱，在那时候，就算很多了，父亲走了以后，加上我母亲的工资还不到100块钱。他还给我母亲说，他说，不管你有多难，你都不能随便伸手给组织上要钱要东西要补助要救济，这是我父亲在他临终的时候还给我母亲约法三章。要说，焦家家风的第一个继承人，那非我母亲莫属，我母亲也是一个强人，他在兰考县也担任过常务副县长，而且主管经济，因为她有文化，她就这样，在她33岁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她带着两个老人六个孩子，走过一大段非常艰难的路。可是，始终记住我父亲对她那份沉甸甸的嘱托，不给组织上添麻烦，不给组织上要东西，这就我刚才说的，活得规规矩矩，死也死得规规矩矩。像我父亲是一个穷父亲，临走的时候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上的财富，他把我姐姐叫到跟前，他拉着我姐姐的手说，他说小梅，爸爸要走了，爸爸也没什么好东西留给你的。他摘他手下那块旧表给了我姐姐，他跟我姐姐说，你已经是个工人了，戴上它不要迟到。他又跟我姐姐说，说我枕头底下还有两本书，等我不看了，也给你，你要好好读，那里面会告诉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那两本书，就是他们这一代领导人经常读的两本书，一本书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现在这两本书都在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收藏，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物质上的财富，可是父亲给我们留下的是焦家的优良的家风。父亲给我们全党乃至全社会留下的焦裕禄的精神，就像一座金山，就像一座银山一样，让我们世世代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父亲给我们留下优良的家风，真的，我们这一代也在努力的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我的儿子在中国歌舞剧院工作，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他说妈妈，我现在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他说我都想想要是我的老爷他会怎么做，80后，当时真的激动，我的泪花就出来了。1964年5月14日上午4时5分，父亲走了，他走的时候才42岁，我想，他一定带着许多的不舍，一定带着许多的遗憾他走了。我父亲其实他不是一个苦行僧，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懂得生活、有能力创造生活，也非常喜欢享受生活的人。比如说，他拉二胡，他是小学的时候在乐队，拉得非常好，以后成为他工作的一个方法，他搞土改的时候让大家来开会，大家不来，他就坐在那里拉二胡，这一拉二胡，大家来了。包括我母亲也是听了他的二胡声走进他的心里的。他讲话非常的幽默，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吃别人嚼过馍没味道，不蹲下去看不清蚂蚁，不深入下去发现不了问题，干部不领水牛掉井。像这些话，现在还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些同志可能张口就来，他还多才多艺，他不但能拉，还能唱，他演过大型歌局《血泪仇》里的男一号，大家对他的演出，他们那一代老同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我就让我的儿子去中国音乐学院学歌剧，我发现了，他学习一般，但是他的形象还可以，关键的是，他和他的姥爷一样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中音，大家有兴趣，今天晚上就可以看东方卫视，焦裕禄的主题歌是他唱的，可以听一听。我觉得还挺有味道。他不但能拉，还会跳，还会唱，他突然萌生了学俄语的念头，跟我母亲学，学了一点，就不够用了，他跟翻译学，说焦主任，车间主任，你山东人学俄语不行，舌头不行，说你把一块鹅卵石含在嘴里头，没事就把你的舌头练练，调得灵活一点，我父亲急于求成，不但没灵活，反而水肿了，更说不成了，他找苏联专家直接学，他还有一个特点，遇到事情会拐弯，他也会把这个事情做好。苏联专家说我们上班不能教你，我们下班也不能教你，我们跳舞。我父亲就想，不就学跳舞嘛，他本来就是文工团员，南下工作队，两年多的文工团员，他很快学会跳舞，你再去找他苏联专家学俄语的时候，他就很高兴的教你，或者教你技术上的事，或者给你简短的俄语单词对话这都可以，比如他做过宣传部长，文章得写得好，做过组织部门，还做过两年多的团地委书记，和年轻人摸爬滚打在一起，篮球场上很好的中锋，如果今天这场篮球，老焦没有参加，就好象没有灵魂一样的，胜的希望也不大了。
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确实不是说，我就是来吃苦受罪的，我就是来艰苦奋斗的，可是到了兰考以后，他自己所有的爱好都停止了，全心全意的扑在兰考的除三害上。用一位兰考的领导的话来讲，焦裕禄在这里真正做到了，跑步渡过了475天，因为他在兰考就475天。一提到我父亲，大家心目中马上有一个对他的评价，总书记对父亲的评价，可能大家也都知道，那是最高的，最精辟的。总书记说，我们学习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学习他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学习他敢叫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学习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刻都不搞道德化的情操。我作为焦裕禄的女儿经常有人问我，你认为焦裕禄的精神是什么？我奶奶就说，他说禄子这个孩子，打小就好，就懂事，就孝顺，是个好孩子。从小教给他儿子天上最亮的那颗星，地上最好的这个奶奶，他同样也是非常有担当的。我父亲病重、病危、病世，第一次安葬、第二次安葬她都在跟前，最难过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她没有掉一滴眼泪，她始终跟在我母亲的前后左右照顾我母亲，可是她要离开兰考的时候，她让一个孩子用架子车拉着她，拉到我父亲的墓碑前，她一下子抱着我父亲的墓碑上，有我父亲的一张照片，她拼着命的哭，使劲全身的力量哭，她哭着喊着，说禄子，这可能是娘俩最后一次说话了，娘老了，走不动了，以后也来不了了，把泪哭干哭尽，擦擦眼泪，再回到家里。当别人问她，说焦妈妈，你那时候怎么不哭呀，我们都急坏了，怕你憋出毛病来。我奶奶说什么，她说我不能哭，我是家里的老人，如果我只顾自己哭，俊雅那么年轻，孩子那么小，我不劝她，谁劝她，这就是一个老人的担当。她把这种担当精神又传给我的父亲，她培养出这么一个儿子来，也就不奇怪了。
我母亲一说起我父亲，她就说，你们姊妹六个，哪个都比不上你的父亲，他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聪明，第二是刻苦。聪明是天生的，刻苦是后来自己修的，他说他要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得最好。我对我父亲的理解，那就是父亲这个人一辈子，做人讲感情，做事讲担当，他的感情非常的丰富，他孝顺自己的父母，爱妻子，爱孩子，又把人民群众当父母一样去对待，他经常跟干部说，我们要做人民群众的儿子，还得做一个孝顺儿子，他说如果要给你的父母办事，还讨价还价吗？做事讲担当，在工厂里，造机器，弥补空白，当了半年的县委书记，当成了县委书记的榜样，这都是要有一种担当精神，不然的话，他可以不去兰考，我有病可以不去，或者到兰考以后，我可以不豁出命来干，他可能还能多活几年。但是他做每一件事情之前，首先要考虑自己的责任和担当。还有六个字就是忠实、踏实、平实。忠实于党的事业，忠实于人民群众，永远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当成自己最高的利益，踏踏实实的做人，踏踏实实的做事，平平实实的做官。几乎每一任到兰考去的这些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评价他，说焦裕禄在这里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2009年4月1日，2015年3月17日，5月9日，总书记三次到兰考，总书记说，每当我踏上兰考这片土地，我的心情都特别的激动，在兰考，总书记说，我们50年代出生这代人，都深受焦裕禄精神的影响，是在焦裕禄事迹的教育下成长的，我后来无论是上山下乡，上大学和参军入伍，特别是后来当县委书记、市委书记，一直有焦裕禄的影子伴随，见贤思齐，总是把他作为一个榜样，对照自己。总书记又说，虽然焦裕禄离开我们50年了，但焦裕禄精神是永恒的，焦裕禄精神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和党的宗旨，要大力弘扬，只要我们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要我们还是共产党，这种精神就要传递下去。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