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仁宗朝堂内外曾出现了这样一个称呼—“包弹”，弹，指弹劾之意，这是大家给包拯的绰号。包拯担任过监察御史、知谏院谏官，宋代的谏官有着弹劾百官的权利，但包拯的弹劾和其他谏官有着不同之处，不仅有理有据，公正无私，且十分执着，有时为了一个人、一件事反复向皇帝递札子上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他传世的《包孝肃公奏议集》中有55篇指责了当朝人物，被指名道姓的官员高达64人。他仗义执言、直言不讳，曾经“两弹宰相宋庠”、“六弹国丈张尧佐”、“七弹封疆大吏王逵”，宋史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两弹宰相宋庠

宋庠为相七年，一直毫无建树，包拯认为宰相是执政大臣，与国家同为一体，不能像官位低的普通官员那样，一定要触犯刑法才算有罪过，国之重臣，无所作为就是大过，理应罢免，包公的篇篇札子言辞凿凿，指责宋庠“窃位素餐，安处洋洋，以为得策”，包拯还列举了前朝一些人物和事件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最终，宋庠在包拯的二次弹劾下被罢相，降级出任河南府知府。

六弹国丈张尧佐

张尧佐是仁宗宠爱的张贵妃的养父，此人以国丈自居，“本凡庸之人”，却凭借裙带关系历任要职，依势贪赃枉法，包拯在这样的皇亲国戚面前也毫不畏惧，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六次上书弹劾他“不可专任”而“久居是职”，以免“失天下之望，误天下之事”。由于情绪激动，在其中的一次弹劾过程中，包拯言词激烈，竟将唾沫星子都溅到了皇帝的脸上，以致“唾溅帝面”。最后终于使仁宗皇帝收回成命，罢免张尧佐两项要职。史称包拯“举剌不避乎权贵，犯颜不畏乎逆鳞”。

七弹封疆大吏王逵

王逵曾先后任荆湖南路、江南西路转运使等职，为官期间“行事任性，不顾条制，苛政暴敛，殊无畏惮”。但因为他与当朝宰相等人关系密切，尤其每年因搜刮百姓而上贡的粮款较多，虽多次被大臣们弹劾，却总是能够在罢官后不久，又被任命为新一路的转运使，成为官场的不倒翁，先后当上四任的转运使。包公任监察御史后，一连向仁宗上了七道奏章，历数王逵条条罪状，反对贪残暴虐为特征的酷吏，包拯认为这种酷吏在一州，则害一州之民；在一路，则害一路之民。由于包拯连章弹劾不止，朝野深为震动，最终罢免了王逵的转运使职务。

包拯一生弹劾数十人，他自己也曾被弹劾，嘉祐四年（公元1059）三月，包拯一连弹劾掉两位三司使，轰动朝野。一位是张方平，另一位是宋祁。张方平，历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直至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精明强干，曾被人称为“天下奇才”，但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从中获利。包拯上章弹劾他“无廉耻，不可处大位。”朝廷罢免了张方平的三司使，贬知池州。接着，任命宋祁为三司使，宋祁是宰相宋庠的弟弟，包拯弹劾他“宴饮过度”，不宜任主管全国财政工作的三司使。包拯连连弹掉张方平、宋祁两任三司使，结果仁宗皇帝却让包拯来担任三司使，为此，欧阳修上书批评包拯有“蹊天夺牛”之嫌，但他同时也为包拯开脱，说他不懂人情世故，“素少有学问”而犯了大忌，并赞誉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包弹”一词是从包拯在世时就流传下来了，他弹劾的不仅仅有官吏，更有皇亲国戚，所以连仁宗皇帝对他也有几分畏惧，为此，人们若发现官吏“有缺（恶行）者，必曰：‘有包弹’。‘包弹’之语遂布天下”。后来，“包弹”一语又有了新的延伸，人们议论官吏之时，对清官廉吏誉之为“没包弹”，而对贪官恶吏，则斥之为“有包弹”。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尤其是在包拯的家乡合肥，在百姓的俗语中我们仍然还可以听到，表扬一个人好，就用“没包弹”，而“有包弹”则说的是一个人不好。仁宗朝上的“包弹”可谓是名垂青史，古今传颂。（卢萍）